新华社评论员：让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大道充满阳光

一方面，导致信赖利益风险，第三人基于对政府权威的信任默认被许可人符合资质要求，从而与其发生市场交易行为，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宪法控制民主过程，也是宪法实施的表现形式。民主神圣化宪法，宪法却只能走向祛魅的道路。

宪法工程的逻辑前提是社会秩序人为建构化的假设。[30]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假定、对他们行为动机的预设，是讨论制度逻辑和功效的起点。总的来说，人类建立的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宪法工程突出了宪法的统治地位并对民主制度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揭示宪法中的政治逻辑。[19]Giovanni Satoria ,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perface, p.200.[20]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绪论第2页。宪法如何进行激励？赏与罚是最简单的激励方法。

[32]这是被广泛引用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最早界定之一。质言之，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使命正是安放主权者，让人民主权得以落实。根据这项原则，所有的社会现象在不考虑有目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

[4]在结成政治统一体、制定宪法之后，集合起来的人民回归到个体的臣民的位置，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民主的诉求。这个过程显然主要是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始终把问题与效果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基础。[43]三、宪法工程沟通规范与现实将宪法工程的概念引入宪法学将会引起宪法学方法论的争议。[53]Giovanni Satoria ,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p.200.[54]Giovanni Satoria ,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p.201. 李少文，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副教授。

（一）宪法工程的任务与使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36]同前注[7]，张千帆书，第43页。

因此，宪法工程就成了沟通规范与现实、宪法与政治的桥梁。宪法工程既呼应价值塑造，又采用科学理路进行民主制度设计。[37]Supra Note [19],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38]《国语·晋语（九）》。汉密尔顿问道：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28]答案是显然的。

[5]民主逻辑揭示了宪法的政治法属性，是宪法核心目标和功能的直接体现。反思这些制度性问题也是中国的需要，甚至可以说，宪法工程不只是未来学，而是当下理解中国宪法品格、廓清宪法制度内容、思考宪法效力实现模式的基础。马克思·韦伯被认为是最早使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学者之一（有人认为他是同米塞斯同时发明此概念的人），哈耶克、波普尔等则是坚持并深化了个体主义方法论。传统宪法学尤其是司法中心主义的释义学，在观察宪法效力与功能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政治活动参与者，试图让宪法转变为静态的、乃至价值固定的规范体系。

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现象是人的行动构成，或者说根源于人的行动。这些来自外部的视角充分说明实现宪法效力，不仅依赖司法中心主义的评价、校正和制裁（追究违宪责任）行为，也要发现宪法对民主的控制。

在围绕主权——制宪权建构理论体系之后，对政治宪法的研究需要回归探究宪法规则的逻辑与结构，运用民主制度解决具体问题，思考如何控制民主。[25]宪法工程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民主价值如何输入宪法并且如何制度化，它与制度设计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宪法工程展开与实践的重要面向。

[21]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5期。从实践的角度看，政治领域的改革必然是慎重且现实的。[44]当下我们通称的规范宪法学实际上是将规范宪法学和诠释宪法学的内容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融合。[3]宪法制度作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但我们对制度的讨论往往是程式化的，那就是对宪法制度进行横向描述，而不深入到制度的内在逻辑及其本质特性，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是宪法学的任务。而且，制度能够教育人，使人成为有知识的公民，从而促进一种大多数人都尊重制度的社会形态。何种民主？如何实现？这是宪法工程的任务。

[29]制度运转依赖政治活动参与者。他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另一方面，还须记住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

[13]需要自我限缩的宪法释义学，对于民主制度的建构性功能，对于国家组织法发挥效力的理论化路径，都没有很好地加以解答，毋庸进一步提问宪法和民主的关系是什么。因此，民主宪法相对于君主宪法、专制宪法均有其落点，关键是它如何落实民主。

[9]张翔：《宪法释义学：原理、技术、实践》，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宪法内涵的民主逻辑决定了宪法的政治法属性和政治问题面向，宪法制度化民主、实现民主、控制民主、乃至民主反作用于宪法发展，都需要引入政治活动参与者，后者正是宪法效力的动力源头。

参见王叔文：《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载《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46]参见前注[3]，林来梵书，前言第8页。回归探究民主的模式/类型，设定更为精细的目标（例如稳定且有活力的民主），意味着规则通向价值的入口必须打开。政治活动的两大主体——政客和选民，或者说是组成政府的统治者和臣民（分散的主权者）都是这样的理性人。

它既可以通过规则和程序发挥引导作用，也可以通过动力机制产生激励功能。将宪法规范视作具体的规则，考察宪法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对功效的考量来测试规则和制度的合理性。

参见[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202页。政治宪法学更新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

民主的模式、特点与功能是通过宪法设计出来的，制度是宪法设计的重点。根本法实证化之后，我们就面对着如何通过宪法设计民主的任务，面对着设计出来的宪法如何控制民主的任务。

四、结论：民主宪法的复归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现在讨论宪法问题时总觉得虚无缥缈，各种理论和主张层出不穷，久而久之也让宪法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们只是代表着一套由具体的人占据的机构，而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私欲和野心的小人。更何况，从哲学视角展开的论述往往不能得到更有力的经验支持，这是很多学者面临的问题或者他们理论的缺陷。那么，政治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是什么？这涉及到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

宪法工程能够融合宪法学和政治学的知识、旨趣和功效。[49]同前注[2]，林来梵文。

然而，实证宪法学又不能狭隘到和社会科学方法等同，因为我们怀着强烈的规范和价值情怀，尽管探究的是经验性问题，却把制度设计和改造作为目标，最终还要通过对规范与制度正当性的回应来作为结论。可见，法治逻辑与民主逻辑构成了宪法内部的一种张力。

然而，在卢梭的体系之下，政治法却并非是现代所讲的具有秩序稳定性和安定性功能的宪法，因为人民的不断革命可以不断推翻以前的政治法、塑造下一阶段的政治法，而且这种政治法主要是组织法。宪法学从来都不是单一方法之结果，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是多种方法的集合，这也才能凸显和促成宪法学的科学属性，以及扩展它能够解决的问题范围。